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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 - 兼论新疆的发展机遇与实践

来源:新华财金社

相片: “一带一路”建设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 - 兼论新疆的发展机遇与实践 (相片由新华财金社提供)

自2012年以来,美国高调重返亚太,这对中国的海洋战略构成了一定压力,在此背景下,重视西向战略,重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仅能够有效地进行战略缓冲,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而且能够创造战略机遇,促进地区发展。在此过程中,毗邻中西南亚八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新疆是我国最大的沿边自治区,独特的区域位置决定了新疆必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通道以及核心区。

一  “一带一路”的逻辑:“节点—网格”秩序

是否有成熟的理论可以概括“一带一路”的学理基础或逻辑,或者说“一带一路”的自身逻辑是否超越了以往的相关理论?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既需要逻辑也需要原理论。从内涵来看,“一带一路”是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超越。世界体系理论的逻辑是“中心—边缘”秩序,而“一带一路”的逻辑是“互利共赢”,即通过互联互通将边缘地带打通成为节点,节点之间形成网格,每一个国家都是“自中心”,由此国家在网格体系中实现公平与普惠(详见下表)。在过去五年,“一带一路”建设有一个明显特征,那就是大多数重点项目建在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如中亚五国、中东欧十六国等,而且这些国家很多是“内锁国”(land-locked country),如东南亚的老挝、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中东欧的捷克等。中老铁路、亚吉铁路、中欧班列等使这些“内锁国”可以联通海洋,变成“陆联国”(land-linked country),实现了陆海统筹,由此共用全球化的红利与福祉。

虽然有人认为中欧班列运量有限,纯粹是“形象工程”,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其意义重大。截至2018年10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超过1.1万列,开行中欧班列的地方城市达到45座,目的地包括欧洲15个国家、亚洲11个国家,运送货物92万TEU(标准箱)。虽然中欧班列尚未达到海运的规模,但从国际关系层面和从全球公共产品层面来看,其对地缘政治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不是大国博弈,而是使途经的国家能够同时面向大西洋和太平洋,实现真正的开放与全球化。波兰前总理瓦尔德马·帕夫拉克(Waldemar Pawlak)认为,中东欧16国是位于德国和俄罗斯之间潜力巨大的地区,“一带一路”有效促进了欧洲与亚洲的贸易。他说,原来这些国家靠海运,但时间漫长,中欧班列的开通对中东欧国家特别是不靠近海洋的国家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欧亚一体化(Eurasia)这个概念原来离中东欧国家很远,现在感觉很近了。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把欧亚非三大洲合起来看作茫茫世界海洋中的一个岛,并称之为“世界岛”,把欧亚大陆的中部看作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在历史上,心脏地带乃兵家必争之地,是“供血”最不足的地方。而中欧班列大多数经过这一地带,这些班列如同欧亚大陆的“动脉”以及“毛细血管”,使城市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国家之间的活力逐步增强。

“一带一路”宣导新型的国家关系和世界秩序。在政治上,“一带一路”强调“互利共赢”,秉承共商、共建、共用的全球治理的原则,不追求霸权地位。在文化上,“一带一路”价值观强调“通”,是典型的文明型力量,即承认差异,不是要改造对方,而是要在个体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实现集体的文明互鉴,并据此构建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

总之,“一带一路”不能只是政策分析或政策解读,而是要有“原理论”阐述;不能总是讲“一带一路”不是什么,而是要讲清楚“一带一路”是什么,即它的具体内涵以及衡量指标究竟是什么。本文认为,“一带一路”的逻辑有三个层次:一是中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三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每一个层次都各有主体侧重、衡量指标以及理论基础(详见下图)。

二  我国民族地区把握“一带一路”机遇的经验分析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族地区逐步由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向高品质发展模式迈进。坚持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是实现其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当前,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发展实现了新突破,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以全面开放新格局为目标,以实现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开放格局为路径,将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切实推动民族地区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一)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路径与模式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至今,在沿边开放政策的带动下,我国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2年我国同苏联开始恢复经贸往来至1999年止,以新疆口岸重新开放为标志。这一时期国家陆续颁布了促进沿边地区开放而制定的政策法规,广西、云南、内蒙古等数个边境省(区)的口岸得到开放,西部沿边地区对外贸易稳步发展,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拉开序幕。

第二阶段起始于2000年持续至2012年。在这一阶段,我国相继开展了西部大开发和富民兴边战略,涉及了民族地区所有省(区、市),国家出台了诸多专业性优惠政策,使得对外开放进程逐步加快,地区开放水准显着提升。

第三阶段从2013年起至今。在这一阶段,我国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民族地区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格局进一步朝着高层次、多途径、宽领域的方向迈进。经过40年的探索奋进,民族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对外开放路径与模式。

  1. 沿边沿海的民族地区,凭藉独特的自然条件与地缘优势,打造交通枢纽、文化科教和商贸物流中心,建立面向国外的贸易和交往平台,形成了经济辐射中心,提升了区域经济发展品质,促进了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与合作。广西以推动区域联动发展为主轴,构建了中越“两廊一圈”合作、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融入了中新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加快了中国—东盟资讯港建设,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与东盟国家的近50个港口建立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路,从而打通了面向东盟的交往通道。云南是我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对外开放模式注重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致力于联通中国、东南亚、南亚三大区域,促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交流,通过举办中国—南亚博览会,促进了中国与南亚各国的经贸交往,对内开放则主动服务和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新疆以打造对外开放核心区为目标,在陆路运输和国际航空港建设领域独树一帜,积极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举办中国—亚欧博览会,深化与周边国家科教文卫和旅游、人文领域的合作。内蒙古以雁阵模式搭建对外开放架构,着重发展农牧业及其衍生产业,着力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推动铁路运输和口岸、开放试验区建设,借助中蒙博览会平台,深化对外贸易发展。西藏以强化口岸联通引领对外开放,推进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着重推动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合作,借助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平台推动农牧、旅游、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由此可见,边疆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积极抢抓机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2. 深居内陆的少数民族省(区、市),凭藉自身突出的优势资源,构建战略通道,打造枢纽省(区),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促进内陆地区的对外交往与经济发展。宁夏以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为目标,凭藉突出的人文优势资源,以中阿博览会为机制平台,促进了我国与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建设面向南亚、中亚、西亚的物流运输通道和商贸物流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青海形成了以生态环保为基调的对外开放模式,紧抓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机遇,融入国家自贸区战略,打造特色轻工、新能源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以青洽会等对外开放新平台促进重大经贸文体活动的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准。贵州形成了产业链条的对外开放模式,依托西南陆路交通枢纽区位优势,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大湄公河次区域等平台,参与东南亚、南亚等国际区域合作,融入中新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扩大酒博会等品牌国际影响力,围绕先进制造业、大资料电子资讯产业、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等产业链实施对外开放。

(二)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族地区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凭藉区域内资源优势,已步入稳定快速发展阶段。然而,我国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准与东部省(区、市)相比,无论数量还是品质,都存在较大差距。正确认识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存在的问题,是保证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增强当地民众幸福感的重要条件。

  1. 缺乏结构合理的产业支撑。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产业布局不合理。地区产业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民族地区第一产业比重较高。例如,2017年我国民族地区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广西14.25%、云南13.98%、贵州14.92%、新疆15.49%、内蒙古10.23%、宁夏7.56%、青海9.02%、西藏9.37%;东部沿海部分省(区)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上海0.33%、江苏4.75%、浙江3.90%、广东4.22%、福建7.56%。由此可见,我国民族地区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远高于东部沿海省(区)。其二,民族地区基本无现代产业基础。由于民族地区缺乏附加值较高的产业发展,导致地区产业发育程度不高,对外出口的大部分产品来自内陆地区,沿边靠海的少数民族省(区)虽起到了较好的桥梁通道作用,但远未形成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聚集群,难以有效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增长,传统的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输出低价格消费品而获取矿产能源的贸易模式显然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其三,经济产业模式较为单一。目前,拉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产业大多集中在“通道经济”层面,能源经济也成为一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主打口岸经济、中欧班列等经济专案,但仍然无法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产业基础。

  2. 经济发展水准与开放层次较低。1983年以来,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推进速度惊人,但与东部沿海省(区)相比,差距依旧明显。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74元,而我国民族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依然较低,如广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904.76元、云南为18348.34元、内蒙古为26212.23元、新疆为19975.10元、青海为19001.02元、贵州为16703.65元、宁夏为20561.66元、西藏为15457.30元。上述资料显示,除内蒙古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准外,其他民族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准,其居民购买力和富裕程度与东部地区相比,均呈现落后之势,这从侧面反映出其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另外,由于一些民族地区周边国家大多属于经济发展水准不高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相对狭窄,产品需求层次也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我国民族地区出口产品以低端和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进口也主要以矿产和能源等初级产品为主,致使对外开放层次较低。

  3. 高精尖人才依然匮乏。由于长期封闭造成的资讯闭塞不畅,使得民族地区居民的思想方式、价值观念、商品经济和市场意识长期落后东部沿海省(市、区)。加之,自身教育基础落后,人才培养难度较大,难以满足对外开放和经济交往对复合型高端人才的需求,直接制约和阻碍了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步伐。

  4. 依赖物件国和物件区域的惯性较强。我国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拥有较中部和东部地区更为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对外开放肩负着更多的任务要求,物件国和物件区域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成为民族地区实施对外开放的前提和保障之一。这种“依赖惯性”决定了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省(区、市)对外开放的基础较为脆弱,该类型开放易受物件国和物件区域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战略影响,从而制约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广度、力度和深度。

(三)新时代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建议

  1.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全球产业链加速转移的背景下,我国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需求强烈。由于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发展基础特殊,其产业发展不仅是简单的通道经济、能源经济以及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而且是注重发展培育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以开放特区深圳为例,其作为“试验田”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经历了从简单商品贸易、外向型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三个发展阶段的升级,到现在重点明确文化产业成为第四大支柱产业的新定位,其发展模式的关键点是工业企业与生产型服务业企业相互助益。深圳既有国内乃至世界首屈一指的通讯巨头——华为,也有优质的金融服务企业——招商银行、平安保险,还有快递行业领头羊——顺丰。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对外开放建设展现出生力军特点,国有企业作为对外开放的主要推动力量发挥着主力军作用;同时,多业态相互融合、彼此成就的“深圳模式”,为民族地区外向型企业发展提供了借鉴。

  2. 在文旅产业领域“做文章”“下功夫”。这是世界发达国家优化产业结构的普遍模式。比如义大利,近年来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为当地第三产业带来了持续的增长动力。有资料显示,义大利旅游业产值占国家GDP的近12%,为12.8%的义大利人提供了工作岗位。2017年义大利时尚产业、奢侈品产业产生的附加值达242亿欧元,占义大利制造业总附加值的10%,从业总人数达50万人,约占到义大利总就业人口的15.5%;2017年义大利时尚系统的贸易顺差高达200亿欧元。由此可见,以文旅产业支撑国民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发达国家优化产业结构的突出特点。我国民族地区有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资源,但是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品牌化与国际化程度不够,导致我们有功夫、有熊猫,但没有“功夫熊猫”。因此,要深度整合民族文化资源,对文化资源的开发要做到精耕细作、精准供给,改变以往的大杂烩式的打包供给;要通过品牌性论坛以及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真正孵化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艺术大家和艺术产品;同时,集中创建有市场前景的重点文化产业专案,形成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助力产业结构优化的独特模式。能源资源越用越少,文化资源越用越多。民族地区应根据当地实际,逐步走出一条以市场运作为主,以全面开放倒逼改革、带动创新,逐步形成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3. 抢抓“一带一路”为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其一,因地制宜制定民族区域发展规划,突显平台作用。选择与区域实际相适应的开放模式和路径,对于提高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水准至关重要。2015年国家颁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强调了新疆、宁夏、内蒙古、云南、广西等省(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并为其初步指明了发展方向,明确提出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迄今为止,中国—东盟博览会共举办了200多场会议论坛,促成了一大批重大项目合作,形成了一批重要的合作机制,为各领域的资讯交流和工作衔接提供了广阔平台,促进了双方更深入的沟通交流与互惠合作,真正实现了“10+1大于11”。中国—亚欧博览会已经举办五届,先后有30位元中外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及1100余位元中外部长级嘉宾出席,遍布五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国家有关部委先后在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政治、外交、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高层论坛和专题活动50余场次,共集中签约内联项目总金额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对外经贸成交总额近300亿美元。中阿博览会举办了五届,共有29位中外政要,336位中外部长级官员,140位外国驻华使节,8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机构,139家大型商协会,6500多家大中型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代表以及4.7万多名参展商、采购商参会参展,为推动中阿经贸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上述展会已经成为民族地区对接“一带一路”的品牌性专案,是实施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其二,合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配套的相关要素,展现联动作用。高铁经济、中欧班列、文化产业等诸多要素,有可能将以往所谓改革开放的末梢升级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前沿。由于建设资源的有限性,我国民族各省(区)在制定实施政策过程中还应加强沟通,促进资源合理配置,进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其三,利用“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定位发挥带动作用。判断 “一带一路”倡议核心区的重要指标之一便是该地区是否存在“产业化、品牌化、国际化”的企业,这些企业是否具备“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基础条件。企业发展关乎民族地区的税收状况,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更是有效促进民族工作持续推进的支撑点。如果民族地区缺少优质企业,不仅不能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必然影响民族的团结进步。当前,我国民族地区企业分布呈现出国有企业占比多、民营企业占比少、“世界500强企业”寥寥无几的现状,企业建设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4. 推动精准扶贫做实走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大力推进精准扶贫战略,致力于解决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但西部地区依然有近1100万少数民族群众处于国家贫困线以下,主要集中在新疆、云南、贵州等省(区)。在当前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西部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仍在法律制度供给、管理体制、识别机制、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影响了扶贫的效果,延缓了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发展进程。很多民族地区的干部认为,民族地区的关键任务不是开放,甚至认为开放会“引火焚身”。有一次笔者去西部开会,主题是“一带一路”。当地一位干部说,本省的核心任务是精准扶贫,不是参与“一带一路”。可见,这一思想不是一个缩影而是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它不仅不会推动精准扶贫工作,反而会限制脱贫进程。

  5. 探索民族地区对外开放人才培养的新路径。其一,加强整体规划,专门出台民族地区对外开放人才规划或纲要,对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涉及的人才进行科学分类梳理,推进人才队伍建设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其二,对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型人才,分级建立省市县等人才资料库,为对外开放人才建设提供资料支援;其三,促进东部地区为民族地区提供人才支援,建立由省(市、区)一把手挂帅的省级决策谘询机构,汇聚八方英才,为民族地区科学决策提供“金点子”,发挥“最强大脑”效应;其四,重视海外华人华侨资源优势,引导更多华人华侨专业人士到民族地区发展和创业。在政策给予倾斜,鼓励华人华侨在民族地区开展科技合作交流、技术指导等活动,支持其选聘为相关行业顾问,为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6. 加强对全球民族事务发展演变规律的研究。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是我国实施对外开放视域下的区域协同开放,与全球民族事务发展演变息息相关。为保障我国民族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尊重,既要促进社会公正,又要消除国际合作对民族事务的负面影响。有鉴于此,应进一步强化对民族事务的学术研究,加强民族事务的智库建设,从而在国际民族事务上发挥建设性影响,提升在世界民族事务话语体系建设中的学术贡献。

三  政府是主导,企业是主体,建设国际化核心企业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央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了一个清晰的概括——我们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要实现强起来,没有像样的企业是不可能强起来的。就中国企业国际化水准而言,“补短板”主要有两组内容、六大关键字:一组是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另一组是产业化、品牌化、国际化。

(一)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

过去十几年,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方面取得很多成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国际市场走出去容易,走进去、走上去难。目前,国内企业“走出去”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在海外拿专案、卖产品或置换能源,给国际社会的印象是“中国人来了,中国人走了,中国人又来了,中国人又走了”,很多反应是物理反应而不是化学反应,没有产生共振。所以,企业更多需要思考如何在标准、资质、智慧财产权等“软联通”方面发力,即“走进去”,以及如何在文化、理念、价值、管理经验等方面实现全球共振,即“走上去”。

中国企业国际化布局有三个阶段——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第一阶段,中国企业“抱团取暖”,通过“一带一路”实现“借船出海”。这一阶段主要解决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问题,但短板是中国企业还是“扎堆”存在,本土化程度不高,与驻在国的融入不够。第二阶段,中国企业“由点及面”,通过绿地投资解决技术、资质、智慧财产权、标准等“软联通”问题。这一阶段主要解决中国企业“走进去”的问题,要在关键技术、关键原材料、关键工艺等领域发力。第三阶段,中国企业要提升软实力,在文化、理念、价值观等无形的领域发力,通过价值共振,增强“一带一路”的“通心能力”。这一阶段主要解决中国企业“走上去”的问题,中国企业不仅要关注靓丽的销售资料,也要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以及“一带一路”的欣赏与认同。

在这个问题上,本文以新疆地区为例给予讨论。当前,新疆的企业发展就面临着转型升级,笔者对此提出四点具体建议。

第一,摆脱“汗水经济”“飞地经济”“通道经济”“能源经济”模式,走向智慧经济、品牌经济。应鼓励新疆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如江苏无锡红豆集团在柬埔寨建立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浙江华立集团在泰国建立的罗勇工业园区等可供新疆企业学习借鉴。但总体而言,境外经贸合作区所实现的物理反应多,化学反应少。笔者在埃塞俄比亚、越南、柬埔寨等境外经贸合作区调研时发现,诸多园区的入园企业多以劳动力密集企业为主,主要业务是为欧美名牌企业做代工,其社会贡献主要是为当地居民解决就业,但中国企业自身发展基本上是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汗水经济”。因此,要以境外经贸合作区为基点,由点及面,增强绿地投资比重,走智慧经济、品牌经济的路子,要真正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能力。

第二,要建立多元主体开发模式。目前,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合作进行境外园区开发的还比较少,要鼓励驻在国或第三国企业以入资入股的方式参与“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要增强各方的经济粘性,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特别是要加强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协力厂商合作,积极吸引欧、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企业入园。义大利的普拉托,可以说是没有围墙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此种模式值得持续关注与研究。普拉托常住人口为19万,其中3万多是移民(记录在案),而移民中近2万是华人。华人的努力加上义大利人的时尚创意使这一小城成为欧洲最大的纺织与服装中心。华人企业对该地区的GDP贡献达14%,这里原来多是面料企业,现在生产服装,华人把这里的产业链拉长了,使得各方的经济粘性也增强了。

第三,增强中国企业文化软实力,切实提升“软联通”能力。中国企业比较擅长做通路、通电、通水、通气等“硬联通”专案,为了能够在国外地区获得持续性发展,中国企业既要通商脉,也要通文脉。为此,要建立“一带一路”企业以及专案的动态评估机制,通过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随时为企业发展把脉,及时调配资源、解决问题。要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落地专案进行科学引导。目前,加工业、轻工业或制造业类型的合作基本饱和,要根据相关国家的实际需要,尽快打造现代农业、文化产业等类型的“一带一路”合作,并为企业提供系统的培训服务与战略谘询服务。中资企业的特点是建设能力长于运营能力,为弥补这一短板,园区建设要为企业提供专业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

第四,避免“简单重复”,尽早打造旗舰专案。新疆的传统思维惯性是面向中亚五国开放,但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有需求导向式发展思路,要在东南亚、中东欧甚至非洲、拉美发力,只要有需求,新疆企业都可以精准对接。要鼓励新疆企业带动西北五省企业的集群式发展,但要避免“简单重复”,避免企业之间相互懈力,要形成合力。故此,建议在全球重点区域、重点国家,打造一两个旗舰专案,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总之,“一带一路”不缺产品,缺精品,要精准定位、循序渐进,“点穴式”地解决中国企业特别是新疆企业国际化布局的关键问题。

(二)产业化、品牌化、国际化

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入发展以及科技的跨越式进步,现代企业的经营模式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企业的产品可以是实质的,也可以是抽象的,但发展的关键是产品必须具有品牌价值,这是企业走向国际化的基础。1954年,美国的《财富》杂志第一次对“世界500强企业”作了排行,中国内地没有一家企业上榜,直到1989年,中国银行才首次入榜。1995年,中国内地也只有3家企业上榜,而日本当年就达到了149家。2015年,中国企业首次“破百”,有106家入围“世界500强企业”。可以说中国只用了20年走了其他国家一个世纪该走的路。之后,中国企业以每年5家递增的速度进入“500强榜”,2016年110家、2017年115家、2018年120家。从2015年开始,世界上只有中国和美国能够做到超过100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

不过从结构上看,入榜的中国民营企业相对较少。例如,2017年,在中国的115家“世界500强企业”当中,民营企业只有20家,民营企业的生力军作用体现不足。另外一个特点是,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很难,但掉榜很快,有些上榜企业仅一年就掉榜,如安邦、华信能源等。

另一个世界级的榜单是“品牌价值100强”,该榜单看的是企业的软实力,就是企业文化、企业品牌、企业品牌价值。2018年,《福布斯》杂志公布了“品牌价值100强”排行榜,美国苹果排名第一,中国只有1家企业上榜,就是华为。120家中国企业能够进入“世界500强”,但是只有1家中国企业能够进入“品牌价值100强”,这就是“大而不强”的问题,即规模很大,但是品质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实现了富起来,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汗水经济”。当前,中国很多企业依然在做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不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可以高效利用中国的“劳动力”红利,但是“汗水经济”决定了其附加值不高。

在中国,任何一个行业的企业数量都是海量,但是企业背后有没有品牌、品牌背后有没有品牌价值,这是中国企业一定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当企业有品牌、有品牌价值的时候,才会有相对较高的附加值。当前,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臃肿”“虚胖”“体弱”的问题也相当突出。怎么实现“强起来”?答案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四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五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六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其中,全面开放新格局就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此外,还应进一步加强企业文化与企业品牌建设。一方面,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消费者不仅在消费产品、服务,也在品味企业的文化和价值观,由于每个企业的文化是有差异的,因而要发挥错位竞争优势。基于此,民族地区的企业应借参与“一带一路”的机遇,积极开发区域文化资源、民族资源,实现从功能定位走向人文定位,实现产业化、品牌化、国际化。

2015年11月,笔者在日本调研时有一个深刻的感受:最初是城市在成就企业,但最终还是企业成就城市。虽然日本知名的城市没有几个,但这些城市都拥有世界知名企业,如三菱、索尼、本田、富士通等,正是这些品牌化、国际化的企业支撑了城市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建设。相比之下,中国虽然有华为、中兴、海尔、海信等知名企业,实现了产业化、品牌化,但国际化程度需要进一步提高。晋江作为县级市在企业发展方面成就卓越,众多知名品牌的企业汇集于此,但这些企业的品牌价值不高,依然是“汗水经济”的经营模式,这与民族地区的企业经营模式十分相像。对于新疆等民族地区而言,其企业经营模式、成熟程度较东部地区依然落后,有企业实现了走出去,但很少有企业做到走进去、走上去;有产业规模,但缺乏品牌化,国际化程度不够。

评价一家企业是否实现了国际化,主要看海外营收占比、海外员工占比这两个指标是否超过了30%。笔者通过考察美、欧、日、韩的“世界500强企业”发现,其海外营收占比分别为40%、80%,韩、日为60%~70%。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的海外营收占比基本是个位数,而民族地区企业在这一指标上整体低于东部地区企业。因此,中国企业尤其是民族地区的企业应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动品牌化建设、提升国际化水准,使企业真正强起来。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核心区定位已经使新疆获得巨大收益,除了可以孵化本地企业外,也开始吸附优秀外来企业,如特变电工、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野马集团、新疆华淩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金风科技等。2016年底,太平洋建设正式注册落户新疆,完成了挺进大西北的重大战略转移,成为第一家总部设在新疆的“世界500强企业”。迁址新疆后,太平洋建设按照国家“一带一路”的部署,以新疆本土企业身份,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有力推进同新疆周边国家的良好互动,特别是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地铁项目、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铁路专案、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10亿美元的能源项目、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3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专案等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强化了同伊朗、沙特、阿联酋各国的联系,伴随国内外影响的不断加强,美国市场呼之欲出。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政府是主导,企业是主体,其中,国有企业是主力军,民营企业是生力军。核心区建设,需要新疆企业对标上述定位,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走上去;不仅要产业化,更要品牌化、国际化。唯有全面开放才能倒逼改革,唯有全面开放才能带动创新。过去开放,很多省份往往是跟谁挨着、跟谁合作,有什么就卖什么;今天,新时代的全面开放新格局,要求中国企业能够站在世界地图面前谋化发展战略,整合与转化全球资源以补自身短板,通过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培育企业家精神使国家真正强起来。

(赵磊 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国际关系与“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企业青联委员、中央党校“一带一路”重点研究课题主持人,【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发起人、首席专家。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网路智库”专家委员,“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画(万人计画)”青年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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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提供 图片:新华财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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