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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新兴国家政治风险与银行风险交织的一年

科法斯集团

世界贸易笼罩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下

在经历连续2年的全球增长趋缓后,2017年的增长前景略有改观(从2.5%升至2.7%)。这一回升主要由新兴国家企业复苏带动(增长率4.1%),而这要归功于巴西和俄罗斯的反弹势头抵消了中国经济减速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则稳定在1.6%。

全球贸易一派萧瑟气象(预计2017年增长2.4%,2008到2015年间平均增长率为2.2%,但2002到2007年间平均增长率达7.0%),而随着唐纳·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可能卷土重来,令本就恶劣的形势雪上加霜。短期来看,这些措施在本周期结束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1.8%)将小于那些对美国出口权重较高的国家,如:中美洲国家(尤其是宏都拉斯、萨尔瓦多、墨西哥和厄瓜多)和部分亚洲国家(如越南和泰国)。

鉴于墨西哥对出口美国的依赖性较强(占该国GDP的7%),在通膨抬头而投资减退的情形下,科法斯拟将其国家风险评级降为B。而阿根廷相比之下"川普效应"有较强耐受性,在度过艰难的头一年后,有望从其改革中获益。因此,科法斯将阿根廷国家评级升为B级。

2017年全球政治风险将达史无前例的高度

在2017年,政治风险仍将是需要加以关注的重中之重。

发达经济体中,欧洲正陷入极大的政治变数之中,多场决定性的选战结果难测,而英国脱欧的具体条款细节仍有待推敲。在过去一年间,科法斯欧洲政治风险指数迅速攀升,德国、法国、义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的平均增幅达13个百分点。如果未来出现与英国脱欧公投相似规模的大型政局动荡,欧洲的平均增长率将被拖慢0.5个百分点。

而在社会不满情绪蔓延和安全风险骤升的推波助澜之下,新兴国家的政治风险也高于以往。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独立国家国协成员国(由于俄罗斯关系,2016年指数为100%中的63%)和北非/中东地区(土耳其与沙乌地阿拉伯同为62%)的风险最高,而南非评级下调至C则可部分归咎于经济增长极度低迷的背景下,其政治和社会失望情绪的蔓延。

包括恐怖攻击、冲突和谋杀在内的安全风险是政治风险指数中的一个新增因素。不出所料的是,这些风险最高的国家便是俄罗斯和土耳其。

信用风险:高额企业债是新兴国家银行业的一大威胁

这类信用风险的增长在不同国家可表现出不同的形式。

发达经济体的企业破产水平应可继续下降。但负面状况在于企业创建数量通常低于金融危机前水平(2015年与危机前峰值相比,德国为-19.8%,美国为-5.1%,义大利为-4.1%)。银行倾向给予高负债企业的贷款而忽略快速增长的年轻企业,令他们无法获得应有资源。

企业过度负债是新兴国家面临的另一大问题。中国的企业负债水平最高(相当于GDP的160%以上),2015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第二季度期间,这一债务又增长了GDP的12%。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中国的银行业坏帐剧增,信贷条件日益趋紧。

欧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贸易风险评级上调

自2015年中以来,科法斯首次在国家风险评估中给予更多评级上调而非下调。

西班牙评级上调至A3,而冰岛和赛普勒斯(资本管控相关风险降低)的评级分别为A2和B。在科法斯进行评估的160个国家中,中欧诸国的评级持续改善。爱沙尼亚(A2)、塞尔维亚(B)和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C)等国的企业环境和经济增长均有改善,已达较满意水平。得益于适度的经济增长和银行业的持续巩固,保加利亚(A4)的复苏势头也已稳固。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较小国家的处境相比较大经济体要更为有利。表现最好的两个国家是迦纳(B)(在12月通过了民主成熟度测试,公共财政管理水平较好)和肯亚(A4)(获益于旅游业和公共投资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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