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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投資建設與中國的策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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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和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期間先後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的倡議,得到了沿線國家的廣泛支持和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2015年3月,國家發改委、外交部與商務部聯合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簡稱《願景與行動》),正式將"一帶一路"列為中國新一輪"走出去"戰略重點。"一帶一路"橫跨三大洲,貫通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獨聯體、西亞北非和中東歐7大區域,涵蓋66個國家,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達21萬億美元,是世界上跨度最長的經濟大走廊。沿線絕大多數國家屬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經濟發展後發優勢強勁,與中國經濟具有良好的互補性;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基礎設施十分落後,是目前制約中國與沿線各國深度合作與共同發展的薄弱環節。為此,《願景與行動》明確指出,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域。在尊重相關國家主權和安全關切的基礎上,沿線國家宜加強基礎設施建設規劃、技術標準體系的對接,共同推進國際骨幹通道建設,逐步形成連接亞洲各次區域以及亞歐非之間的基礎設施網絡,從而實現沿線各國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續的發展。"一帶一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是一項長期、複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涉及國家之多、跨越空間之廣前無古人,沿線各國在經濟發展、地緣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異,必然給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帶來無法回避的風險和挑戰。為此,深入研究"一帶一路"沿線各區域基礎設施的發展現狀和投資需求潛力,探討中國面臨的投資合作機遇、外在風險與自身挑戰,提出應對思路和策略選擇,對於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實施、構建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投資的進展與挑戰

(一)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投資的進展

從投資規模來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合作規模日益加強。2015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60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3987份,新簽合同額926.4億美元,佔同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44.1%,同比增長7.4%;完成營業額692.7億美元,佔同期中國完成營業額總額的44.9%,同比增加7.6%。2016年,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61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8158份,新簽合同額1260.3億美元,佔同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6%,同比增長36%;完成營業額759.7億美元,佔同期總額的47.7%,同比增長9.7%。

從區位分佈來看,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主要集中在東南亞、西亞北非和南亞地區,中東歐地區吸引中國投資的起點較低,但增長迅速,未來潛力巨大。根據商務部《中國對外投資合作發展報告2016》,2015年,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沙特阿拉伯、老撾、孟加拉、泰國、越南、埃及和土耳其是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承包工程領域十個最大的國別市場,其中東南亞國家5個,南亞國家2個,西亞北非國家3個,中國與這十個國家新簽合同額合計570.2億美元,佔“一帶一路”市場的61.5%;完成營業額合計352.2億美元,佔"一帶一路"市場的50.8%。

從行業分佈來看,電力、交通和房屋建築是目前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投資的重點領域。根據商務部《中國對外投資合作發展報告2016》,2015年,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中,電力工程建佔27.4%,交通運輸建設佔16.2%,房屋建築項目佔15.7%。目前,中國企業參與投資合作的巴基斯坦喀喇昆侖公路二期、卡拉奇高速公路、中老鐵路已開工建設,土耳其東西高鐵、匈塞鐵路等項目也正順利推進,這些項目的推進將有效地改善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條件,有力帶動當地的經濟與社會發展。

中國與沿線國家經濟關係發展勢頭良好,經濟結構互補優勢明顯,現有的合作機制趨向成熟穩定,現有的合作基礎也越來越穩固扎實,這為實現"一帶一路"沿線的設施相通和共同發展目標提供了重要基礎和強大助力。但是,"一帶一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是一項長期、複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戰略的具體規劃和實施還需進一步完善和細化,中國企業對沿線基礎設施供求狀況瞭解、投資環境適應、風險程度把握、相關信息分析、資金市場運作等都缺乏經驗,戰略的推進實施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這裡既有來自於沿線東道國的外在風險,也有來自於中國的自身挑戰,既有經濟方面的因素,也有非經濟方面的因素。

(二)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投資的外在風險

大部分國家經濟基礎薄弱,市場機制不健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或新興經濟體,整體經濟基礎較為薄弱,經濟結構單一,市場化程度低、法律法規不健全、政府管理水平落後、經濟穩定性差、經濟發展動力不足;也有一些國家國內市場封閉,與中國經濟依賴度較低,外資進入難度大。如果選擇對上述問題十分嚴重的國家進行基礎設施投資,很難依靠市場機制來投資運營,因此會對國內投資企業的利益和分配帶來潛在風險。

部分國家政治風險較高,投資環境較差。東南亞、南亞、中亞和西亞北非等地區的部分國家地緣政治複雜、政權更迭頻繁,再加上宗教、民族矛盾突出以及地緣政治敏感導致部分地區武裝摩擦和衝突不斷,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盛行,區域政治風險極高,投資環境惡化。而"一帶一路"中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大、週期長、收益慢,項目能否順利推進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合作國家的政治穩定和對華關係狀況,兩者的矛盾必然對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的基礎設施投資帶來較大的不確定性。例如,由於當地政局不穩,中泰高鐵計劃流產,中緬密松大壩工程被叫停,中國在利比亞、伊拉克、烏克蘭、敘利亞等國的投資也遭遇到困境和損失。

主權爭端局部凸顯,政治互信不容樂觀。東南亞、南亞等部分國家與我國存在有關領土和領海主權的爭端問題,再加上美、日等戰略實施區域外因素的干擾,不僅可能激化既有矛盾,引發沿線國家更多的安全疑慮,甚至還會引爆局部的地緣衝突;少數國家與我國缺乏政治互信,再加上西方大國宣揚的"中國威脅論",導致一些國家對中國推行實施和平發展戰略心存疑慮;還有些國家擔心中國企業投資會衝擊當地傳統產業,破壞當地的資源與環境,等等。這些爭端和矛盾可能會使"一帶一路"所依託的穩定發展環境遭受破壞,對中國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造成壓力和挑戰。

各國利益和制度環境的差異加大協調難度與風險。"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資與合作建設涉及相關多國的利益,不同國家存在不同的利益目標,即使同一國家內部的各級政府、企業和居民的利益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要順利推進中國對"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資,必須要建立有效的協調機制,促使各國以及各主體間的利益能夠保持一致性。因此,中國對沿線基礎設施投資必然要承受較高的協調成本和投資風險;另外,沿線各國的政治制度、經濟社會體制、法律和政策體系等也存在明顯的差異,這又進一步加大了國家之間的協調難度,從而也加大了基建企業的投資風險。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通過借用"經濟基礎、償債能力、社會彈性、政治風險和對華關係"五大指標,對中國海外投資風險進行評級,其中包括"一帶一路"沿線35個國家的風險評級。評級結果表明,"一帶一路"地區的投資風險較高,其中政治風險是最大的潛在風險,而經濟基礎薄弱則是最大的掣肘。從總的評級結果來看,低風險級別僅有新加坡一個國家;中等風險級別包括26個國家,佔35個國家的74%;高風險級別有8個國家,分別為西亞北非的伊拉克和埃及,獨聯體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南亞的孟加拉,中亞的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三)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投資的自身挑戰
 
"走出去"起步晚,企業經驗不足。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才剛剛起步,基礎設施投資建設項目週期長,設備移動性能要求高,工程難點大,資金需求量大,基建企業大規模"走出去"跨國經營管理、大範圍國際拓展與合作等經驗尚且不足,特別是中國對外承包工程企業在從原有的工程建設承包向股權投融資方向轉變過程中,缺乏成熟完善的運作機制,從而制約了企業"走出去"的步伐。

中國企業海外基礎設施投資缺乏更多融資支持。"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資建設資金需求量較大,但目前融資渠道單一,雖然絲路基金、亞投行、金磚銀行等金融機構相繼成立並投入運營,但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缺口仍然巨大。主要原因在於中國企業海外融資中,只有少部分企業選擇境外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非洲開發銀行等),大部分境外項目融資支持都是以主權借款和以能源、資源做抵押的借款,而且融資規模比較小;國內金融機構開展外匯貸款的意願不強,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非常有限,而且與國際相比,國內融資成本比較高,這又進一步加大了企業境外投資的風險。

國際化專業人才缺乏,專業中介機構能力不強。由於語言限制、文化差異、以及國內專業人才培養不夠等因素的影響,與國際同行相比,中國的涉外會計、律師、諮詢等中介機構的發展程度較低,專業能力不強,特別是涉及國際調研、項目設計、信息諮詢和風險評估等方面能力不足且缺乏國際經驗,這些都會影響中國對外進行大規模和高水平的基礎設施投資。

部分中國企業過於急功近利,缺乏社會責任意識。一些國內企業只注重短期利益,缺乏對項目現實合理性的評判,不顧及項目的前景和當地財政實力,盲目簽約,導致項目停產,如中鐵在委內瑞拉的高鐵項目如今已變成廢墟,75億美元打了水漂。還有一些企業在國內習慣了不顧及自然生態環境,只關注經濟利益,並將這套陳舊的思維模式運用到"走出去"對外基礎設施投資建設中,忽視當地民眾對於環境保護方面的要求,導致投資項目屢屢被叫停。如商務部牽頭、中國企業投資1.8億美元的墨西哥"坎昆龍城"項目,因亂砍亂伐當地森林而墨西哥環境保護署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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