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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衝突下“一帶一路”面臨的三大挑戰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徐奇淵

中美貿易衝突正在高強度協商之中,從目前的形勢和一些初露端倪的協商成果來看,中美貿易衝突可能會給“一帶一路”倡議帶來三大挑戰,需要中國周全應對。

第一,產業外移挑戰一帶一路產業合作思路。中美貿易衝突加速了中國的產業外移,中國繼續推進“一帶一路”產業合作的政策,可能會推動中國產業的過快外移,這是否符合中國自身的發展利益存在爭議。在此背景下,中國採取何種政策取向可能面臨激烈爭論。

第二,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面臨挑戰,一帶一路的南南合作定位也將隨之面臨挑戰。其一,中美貿易衝突和WTO改革中,發達國家所持有的所謂“反搭便車”壓力。其二,產業加速外移背景下,一帶一路後起新興國家利用發展中國家地位的“搭便車”壓力。此外,中國自身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升,也帶來了時間壓力。成本、收益平衡逐漸轉向,中國有必要思考可行的過渡方案,同時,中國還將面對一帶一路的“南南合作”定位可能發生變化。

第三,中國經常賬戶順差面臨調整壓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外匯資金來源面臨約束。作為貿易衝突協商的結果之一,中美雙邊順差可能面臨較大調整壓力。這將對中國整體經常賬戶順差、外匯儲備積累造成重要影響,進而對中國投入到“一帶一路”建設的自有外匯資金來源形成進一步約束。

以下是具體分析:

挑戰一:產業外移挑戰一帶一路產業合作思路。事實上,中美貿易衝突之前,中國已經出現了產業外移現象。但是,這和中美貿易戰之後的產業加速轉移,兩者有很大差異。中美貿易衝突爆發之前,產業外移的考慮以降低生產成本為主要出發點。例如,人民幣匯率經歷多年升值,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資金成本和稅收壓力等方面。中美貿易戰爆發之後,國際生產的供應鏈面臨更大不確定性。例如,關鍵技術零部件的供應可能出現問題,關稅大幅變化的意外情況不可預測等等。中美貿易衝突爆發之後,產業外移的考慮不但考慮到確定性的成本差異,而且還納入了未來不確定性的考慮。

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合作下的產能合作,是否會加速中國的產業外移?一種觀點認為,一帶一路合作應該在這方面要有穩妥的考慮、謹慎的佈局。否則,一帶一路的國際合作可能會加速產業外移。反對觀點則擔憂,這種看似穩妥的做法反而可能束縛了中國的手腳,為其他國家謀求更大影響留下空間。

應跳出一帶一路的視角來理解這種壓力。首先,中國應積極推進中美協商,儘量降低境內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不確定性。其次,中國應銳意改革,降低國內生產成本、加快產業升級轉型。最後也要理性看待本國企業基於市場導向所進行的產業外移、海外投資,這是中國企業國際化的必經之路,也是中國生產網絡在全球拓展影響力的必經階段,而且還是未來中國海外資產增值、保值的重要手段。因此,與其擔憂、阻礙一帶一路合作中可能的產業轉移加速,不如多考慮如何鞏固、增強中國自身的產業優勢。

挑戰二:發展中國家地位面臨新挑戰,一帶一路下的南南合作定位也將隨之面臨挑戰。

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升、競爭力不斷上升,這些給守住“發展中國家地位”提出了時間考驗。2018年,中國人均GDP接近1萬美元。即使按5%的增速計算,十四五期末,中國人均GDP將達1.25萬美元。世界500強企業當中,中國企業數量從2007年的30家上升至2018年的120家,逼近美國的126家。不僅僅是總量指標,越來越多的質量指標也顯示,中國的守勢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當然,這恰恰也是中國經濟發展取得成績的表現。

在中美貿易衝突背景下,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更是面臨兩個新的挑戰。其一,在WTO改革中,美歐等發達國家所持有的所謂反搭便車壓力。其二,產業加速外移背景下,一帶一路後起新興國家利用發展中國家地位的搭便車壓力。假如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發生變化,中國還將面臨一帶一路下的“南南合作”定位可能發生的變化。

在守住發展中國家地位的過程中,中國面臨的成本越來越高,很多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政策,也不見得單純對中國有利。根據商務部的官方口徑,關稅水平方面,中國的平均關稅水平遠遠低於發展中成員的水平,甚至接近發達成員的水平。在中美貿易衝突的背景下,一方面,中國的關稅水平、知識產權保護、公平競爭等政策將進一步向發達國家水平看齊。另一方面,中國的產業加速向一帶一路沿線的後起發展中國家轉移,例如越南、印度等國家。

可見,中國守住發展中國家地位的經濟收益越來越少、經濟成本越來越高,成本相對於收益不斷上升,這就是中國堅持一帶一路“南南合作”下的經濟成本。事實上,“發展中國家”地位面臨挑戰的國家,不僅僅有中國,還有印度等國也在其列。在中國守住發展中國家地位的同時,印度、越南等追趕型國家必將從中獲得更多相對收益。中國有必要重新思考從發展中國家定位當中獲得的經濟成本與政治收益。

作為現實的選擇,中國可以提出一個具有建設性的過度安排、以及各方都能夠接受的新國際規則體系。東豔等(2018)提出了兩種可供探討的選擇:

方案一,根據一事一議原則,處理好中國是否應該享有WTO“發展中國家特殊及差別待遇問題。中國可以按照一事一議原則,根據實際情況對具體條款內容有所取捨,在不同的具體協定中承擔不同的責任。在中國發展比較完善的領域,則可以承擔更多的責任,但在其他領域要求繼續享受發展中國家待遇,直至中國完全從發展中國家的地位畢業。

方案二,對於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定位,和中國是否應該享有WTO“發展中國家特殊及差別待遇兩個問題,在技術上進行切割。具體地,可在WTO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分類之間,添加一類新的國家組,比如“新興經濟體國家”。這類處理方式可以借鑒其他國家組織的分類方法。這不但適應了發達國家對印度、巴西等經濟體的整體調整要求,同時可以鞏固金磚和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內部合作,增加中國的談判能力和空間。此外,還可以緩解中國面臨的產業外移問題和一帶一路合作面臨的兩難處境,並且對於一帶一路的南南合作屬性不會產生衝擊。

挑戰三:中國整體經常賬戶順差面臨調整壓力,一帶一路建設的資金來源面臨約束。

過去的一帶一路建設資金來源相對充裕,是因為中國有持續的國際收支盈餘、外匯儲備增加。未來,中美雙邊貿易順差將面臨較大調整壓力。作為一個結果,中國整體國際收支順差面臨減少甚至逆差的可能,外匯儲備的積累將受到影響,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的自有外匯資金來源將面臨更緊約束。

根據官方數據:2018年,中國整體貿易順差3518億美元,其中對美順差3233億美元,對美順差佔到了整體的82%。雖然2018年情況較為特殊,對美順差佔高於一般年份。但是在往常年份中,對美貿易順差佔比也在50%左右波動。

如果中美貿易順差有較大的向下調整壓力,則中國整體貿易順差也將面臨較大的變化。由於中國服務貿易項下已連續多年出現較大逆差,中國的經常賬戶總體也面臨更大調整壓力。2015年以來,中國經常賬戶順差已經從3000億美元左右,下降到2018年的500億美元左右。同時,外匯儲備的積累也停滯了多年。可以預見,如果經常賬戶的順差進一步減少,甚至轉向逆差,則一帶一路合作的外匯資金來源將面臨更緊的約束。

在此背景下,中國在推動一帶一路合作過程中,特別要注意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擴大資金來源。

如何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在一帶一路合作過程中,資金運用的分階段時間順序,和思考戰略佈局的邏輯順序,兩者是完全相反的。比如從不同的資金來源渠道看,對外援助應該先行落地,解決東道國的醫療、教育、糧食等問題;然後是開發性金融助推,修建水、電、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最後是商業金融和生產企業跟隨而至,從事生產經營活動——這是資金運用和項目落地的時間順序。但是思考戰略佈局的邏輯順序,需要反過來思考,東道國適合發展什麼樣的產業,有什麼樣的經濟發展目標?然後再考慮需要什麼樣的專用、配套基礎設施?最後再考慮對外援助當中,都有哪些特殊考慮,比如是否需要提供特定的職業教育、技術指導等等。

經濟活動的時間順序,戰略佈局的邏輯順序,兩者完全相反。如何將兩者進行有效統籌,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參照世界銀行和一些國家的做法,中國應制定《國別戰略計劃》(劉悅等,2019)。這一計劃需要對接各東道國和第三方,明確各國的未來發展目標和導向,然後在此框架下探討、研究可行的項目。《國別戰略計劃》的正確制定,既是整體佈局邏輯順序的梳理,也是中國和各國進行雙邊對接、達成共識的基礎。以此為指導,協調好時間順序和邏輯順序的矛盾,有望改善資金的使用效率。

如何擴大資金來源?可以使用人民幣,但是使用人民幣也並非沒有成本(徐奇淵等,2017),關鍵是需要借助市場化機制的力量,通過金融市場為一帶一路項目提供融資。中國的人民幣債券市場就是一個選項。萬泰雷(2015)指出,債券市場可以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直接融資支持,也可以通過國際開發機構等提供間接融資支持。債券市場的融資具有可持續性強、公開透明、融資成本較低、金融風險分散等特殊優勢,還可以吸引美國、英國、日本等外國投資者的合作參與,對中國的金融市場建設也將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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