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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投行的戰略定位與業務創新模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
劉東民、肖立晟、李遠芳、熊愛宗、高蓓

亞投行的業務創新模式

(一) 將城市化項目作為基礎設施投資的重要方向

能源、交通和跨境基礎設施建設,都是多邊開發銀行的傳統業務領域,亞投行也不會例外。本文認為,作為亞洲地區的多邊開發銀行,還應把城市化建設作為基礎設施投資的重要方向。

目前,亞洲的大部分國家都處在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的時期。但受制于基礎設施不完善和融資渠道局限,城市失業率高、貧民窟蔓延和環境惡化等問題較為嚴峻,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水平總體處於較低水平,既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又面臨嚴峻的融資約束。亞投行能夠通過大規模的城市化投資,使各國城市規模擴大,城市環境獲得改善,城市管理水平得以提升,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繫更加緊密。亞洲城市人口集聚和城市功能的多元化、專業化將顯著擴大市場規模、延伸城市產業鏈,吸引就業,從而為亞洲經濟增長提供強勁動力。

城市化建設可以在有效的城市規劃基礎上拆分為路、水、綠色生態、地下管廊、熱電、信息等多個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除去傳統的交通建設以外,本文認為,亞投行可以重點關注以下城市化業務領域。

城市規劃。城市規劃是基礎設施建設的藍圖,合理有效的規劃讓城市的發展事半功倍,城市規劃主要包括對城市經濟結構規劃、空間結構規劃、社會結構發展規劃三方面內容。城市規劃作為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未來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先導,投資規模很小,但是收效巨大,應該被納入亞投行城市化投資的重點支持領域。

水網循環。現代城市的水網建設包括供排水系統建設、廢水處理、城鎮防洪、河道治理以及水景觀建設等。由於水循環系統中多涉及地下管網、溝渠等高投入項目,各國投入實力有限,市場資金不願進入。應充分發揮亞投行國際多邊投融資平台的作用,但也應深入研究各國環保政策和相關補貼標準,評估項目相關的經濟收益。

地下管廊。地下管廊是指在城市地下用於集中敷設電力、通訊,燃氣、供熱、給排水和廣播電視等工程管線的公共隧道。對於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來說,地下管廊建設起步晚、基礎差、推進慢,缺乏總體前瞻性的規劃,造成地下管線互不相通,帶來工程重複建設、安全隱患突出等問題。應發揮亞投行開發性金融作用,將地下管廊建設列入城市化支持範圍,提升城市集約高效安全發展。

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建設以信息化為基礎,將促進一個城市各個方面的協調發展,提升政府管理水平和服務水平,推動商貿物流、服務餐飲、旅遊文化、交通管理、安全保障、教育醫療等多方面的發展。具體支持項目包括電子政務、電子商務、智能交通、數字旅遊、環境監測、應急指揮、遠程教育和遠程醫療等多方面,其中某些項目具有良好的經濟性,如電子商務、智能交通、數字旅遊、遠程教育和遠程醫療等。發展中國家智慧城市建設總體偏弱,發展空間巨大,項目經濟性超過發達經濟體,可以成為亞投行在城市化投資方面的重點支持領域。

(二) 以國際基礎設施投資公司模式推進項目運作

本文建議,亞投行在傳統主權信用擔保貸款模式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所積累的優勢和經驗,可以通過設立國際基礎設施投資公司的模式推進項目運作。

國際基礎設施投資公司的設立和運營,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第一,亞投行作為協調人,推動當地企業與外資企業(特別是中資企業)根據基礎設施項目設立"基礎設施平台公司",當地企業以某種本地優勢資源(如礦產資源)或者資金入股,本著互利共贏、平等合作的原則設立。設立之後,亞投行向該公司發放貸款或者提供其他類型的融資。第二,在不同地區,建立不同層級的國際基礎設施投資公司。在次區域內,由多家全國性的基礎設施投資公司聯合,組成次區域的合資公司,開展次區域內的跨境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對某些單一國家,建立全國性的基礎設施投資公司,注入優質資產、賦予優惠政策,以市場化方式開展國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第三,在中央政府層麵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先與地方政府創立基礎設施發展的平台公司,再由地方政府推動中央政府建立全國性基礎設施發展公司。

建立國際基礎設施投資公司的價值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通過優勢資源整合形成的基礎設施投資公司,能夠提升項目的信用評級並實現多元化的融資模式,銀行貸款、企業債券、股權融資等方式均能靈活運用,從而有效降低融資成本,提高融資規模;其次,通過在公司治理結構層面解決與當地政府和企業深入合作的問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亞投行規避當地的政治風險和市場風險;第三,可以通過捆綁高收益產業(如資源性產業)與低收益基礎設施項目,解決單純的基礎設施投資收益偏低、週期過長、融資困難的問題,從而降低亞投行的貸款風險。

(三) 建立離岸人民幣境外投資基金

從歐洲兩大多邊開發機構的成功運作可以看出,在多邊開發銀行旗下設立股權投資基金是提升銀行整體運作效率、提升項目投資收益的重要手段。根據這一理念,本文提出,亞投行可以在離岸市場發起設立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並投資於海外,這既是亞投行推動PPP模式的有效選擇,也能夠促進離岸人民幣的境外使用,從而為人民幣國際化做出創新性的貢獻。

從國際經驗來看,離岸貨幣的境外使用是推動離岸市場建設、最終實現貨幣國際化的重要途徑。所謂離岸貨幣的境外使用,是指該貨幣沒有回到貨幣發行國,而是在境外流通使用。美元的境外使用最具代表性,全球美元交易的50%到70%發生在美國以外的地區。從某種意義上講,貨幣的境外使用是貨幣國際化的最高階段,它意味著該種貨幣真正成為了全球使用的貨幣。另外,境外使用也是保證貨幣國際化不會對本國金融市場產生過度衝擊的重要機制。以美元為例。離岸美元的總量幾乎達到美國國內貨幣供應量M2的一半。如果缺乏境外使用,大量的離岸美元都要回流美國本土,則可能導致美元匯率和利率的大幅波動。因此,推動離岸人民幣的境外使用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高目標。

離岸貨幣的境外使用主要依靠國際市場的自發選擇,但是,貨幣發行國也具有一定的能力和必要性來促進離岸貨幣的境外循環。亞投行的成立為中國推進離岸人民幣的境外使用帶來機遇。亞投行可以在人民幣離岸市場(如香港和倫敦)發起設立離岸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並將資金投到亞洲地區,這一過程不僅解決了離岸市場人民幣缺乏投資渠道的問題,更促成了離岸人民幣的境外使用。

近期內境外金融機構是難以在離岸人民幣市場獨立完成上述任務的(儘管他們有這樣的需求),因為目前人民幣尚未完全實現國際化,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的需求較小,境外金融機構難以在中國以外的地區找到接受人民幣投資的企業和項目。但是,作為像亞投行這樣建立在中國的多邊金融機構,將擁有較多數量的人民幣海外投資項目,以及那些已經或者即將向海外投資的中國企業資源,因此可以找到人民幣對外投資的機會。在離岸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建立之後,亞投行就可以綜合運用在岸人民幣的貸款和離岸人民幣的股權投資兩種模式,不僅幫助離岸人民幣金融中心創造了境外人民幣投資的機遇,還拓展了亞投行自身的投融資功能——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相結合。在實際操作中,亞投行可在離岸市場與跨國金融機構合作發起設立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共同開展後續的海外投資業務,這樣可以產生強強聯合的互補效果,而且通過PPP模式放大了亞投行的杠杆效應。具體的融資方式可選擇發行點心債券或者信託融資。

(四) 以"經濟特區"模式推進城市化建設和跨境園區建設

中國經濟特區的發展在國際上擁有良好的聲譽和示範效應。當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創建者、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保羅羅默根據香港和深圳的特區發展模式,提出了"憲章城市"理論,它是建設在中、低發展水平國家的"新型經濟特區",制度完全從外部移植,行政的獨立性受司法保護,以確保制度的連貫性。"經濟特區"可以在維持國家整體制度不變的前提下,快速而顯著地提升某一個局部地區的行政治理能力和市場開放程度,形成制度躍遷,並進而推動國內改革,同時對外部投資形成良好的保護。在亞投行推進亞洲城市化建設以及推動某些類型的跨境項目建設方面,"經濟特區"模式具有十分顯著的積極價值。例如,亞投行可以在兩國或者多國交界地區建立跨境開發園區,區內實行國際高標準的治理模式,兩國或者多國政府與亞投行簽訂章程,建立特定的法律制度和市場規則,確保項目運作的高效、安全,最大程度規避政治風險和市場風險。

(五) 實施綠色金融

建議亞投行將"綠色金融"作為自身運營的基本原則和最重要的業務領域之一,建立自身的"環境與社會責任體系",化解國際社會對於兩大銀行將執行何種環保標準的大量質疑,增強中國在全球綠色金融領域的話語權,最終為中國自身、亞洲乃至全球的可持續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1、綠色金融作為亞投行基本運營原則的適當性

實施綠色金融應成為亞投行的自身運營的基本原則和最重要的業務領域之一。首先,推行綠色金融可以提升亞投行的美譽度,滿足國際社會不斷增強的環保需求。由世界銀行下屬的國際金融公司起草、旨在推動商業銀行遵守環保標準的赤道原則,自2003年實施以來,已有36個國家的81個金融機構自願接受赤道原則。有關研究表明,接受赤道原則的金融機構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表現更好,並擁有更高的國際美譽度。

其次,雖然從對企業經營狀況的影響上看,綠色金融可能會造成企業短期運營成本增加,並降低財務績效,但是從長期看,綠色投資與普通投資之間並不一定產生顯著的投資收益率差異。而且,對於環境投資基金的研究發現,由於投資者對於社會責任的重視,儘管某些時期環境投資基金的收益率低於普通基金,但是前者的良好聲譽仍然吸引了大量的長線投資者。

第三,實施綠色金融有助於維護我國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長期以來,中國在環境和氣候變化領域的國際談判和國際輿論中都處於較為被動地位置。按照PPP衡量,2014年中國經濟體量已經超越美國,同時中國也在積極尋求在全球治理和國際組織中更多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這需要中國更加注重環境問題的外溢效應,在亞投行等機構的對外投資中採用高標準的環境風險管理。

第四、綠色金融領域仍存在巨大的供應缺口,亞投行可以在其中發展其重要角色。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測算,截止到2030年全球還需要額外增加7000億美元的綠色基礎設施投資。根據歷史經驗和相關研究,市場機制在建立"綠色金融"方面存在顯著的市場失靈,因此,政府干預和國際機構的介入十分必要。

2、亞投行實施綠色金融的策略選擇

亞投行實施綠色金融的策略可以分為三個層面。首先,亞投行可以在參考赤道原則的基礎上建立自身的"環境與社會責任體系"。赤道原則要求金融機構審慎性地核查融資項目中的環境和社會責任問題,只有在項目發起人提供證明,確保該項目的實施不會對社會與環境產生顯著負面影響時,金融機構才能對項目提供融資。事實上,一些多邊開發銀行,譬如歐洲復興與開發銀行,以及通過OECD共同方案提供出口信貸的機構,均越來越多引入了與赤道原則相同的準則。第二,綠色金融項目往往表現出融資規模大、投資回收期長的特徵,如何提高投資收益率和降低投資風險是解決綠色融資缺口的關鍵要素。綠色債券將是亞投行一個重要的開發方向。目前國際上已發行綠色債券的機構包括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英國綠色投資銀行和韓國進出口銀行等。第三,世界各國推動綠色金融的實踐表明,環境風險的評估和環保效益的測算是難點所在。1999年美國發佈的道瓊斯可持續性群組指數和2001年歐元區發佈的企業財務績效指標體系,均是目前是在可持續發展領域具有影響力的評估體系。亞投行可以在吸納現有方法的基礎上,逐步形成自身的評估體系。

(六) 在亞投行旗下建立亞洲金融公司,實施市場化運作

亞投行在初步運營成功的情況下,可以借鑒世行旗下國際金融公司的運作經驗,建立亞洲金融公司(AFC),實施市場化運作。

亞投行建立AFC的價值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獲取市場利潤,提高亞投行的運營收益。亞投行儘管可以通過少做軟貸款、選擇較高經濟收益項目發放貸款等方式提升盈利空間,但是作為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亞投行自身畢竟不能把盈利作為最高目標。而通過建立與銀行相對分離的AFC,則可以理直氣壯地進行純粹的市場化運作,世行國際金融公司在其網站上就明確宣稱,其業務以市場價格收費。(2)以PPP模式撬動市場資源,放大金融杠杆。作為市場化運作的金融公司,可以更為靈活地參股到各類市場化的私營金融機構當中去,因而更便於推動PPP的運作,這也是亞投行自身難以做到的。(3)符合全球金融監管改革方向,通過將私營部門業務剝離到金融公司,在銀行和金融公司之間建立防火牆,將高風險業務約束在金融公司內部,確保亞投行自身的穩健運營。

在亞投行運營初期,需要建立各種規章制度,需要進行項目儲備和人員培訓,尤其需要各個股東國的磨合,在此期間不宜建立亞洲金融公司,因為這需要重新安排新公司的治理結構,增加股東國之間協調的難度。因此,我們建議,將亞洲金融公司的建立作為亞投行發展的中期目標。

總結:通過業務創新增強亞投行的財務可持續性

財務可持續性是銀行立身之本,亞投行作為由發展中國家發起並主導的多邊開發銀行,更需要將財務可持續性作為核心目標。作為一家多邊開發銀行,亞投行強化財務可持續性的措施,除去提高自身信用評級(從而降低融資成本)和降低運營成本之外,主要在於項目選擇。本節提出的6點業務創新模式中,有多條是從項目選擇方面可能為亞投行的財務可持續性做出直接貢獻的。同時,在業務創新過程中,也需要加強風險管理從而確保財務可持續性。

本文認為,多邊開發銀行的項目選擇包含兩類,一是通過成本效益分析和風險評估來選擇經濟性良好且風險較低的項目,二是通過採取不同的項目運作模式包括制度建設來降低風險或者提升收益。將城市化作為亞投行基礎設施建設的業務領域,主要屬於前一類項目選擇。城市化是一國、一個地區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之一,在此過程中伴隨人口集聚、土地升值、產業升級和市場規模擴大,會湧現出大量經濟收益良好的項目,其中很多項目屬於基礎設施建設或者與基礎設施建設高度關聯,加強對這些項目的投資,既符合亞投行的發展宗旨,又對於亞投行實現財務可持續性大有助益。設立“國際基礎設施投資公司”、“經濟特區”和“亞洲金融公司”這三項業務創新,則屬於後一類項目選擇,它們都是通過項目運營模式、運營機制的創新來降低風險,提升收益。多邊開發銀行的運作,不僅要規避市場風險,還要防範國別風險,這是頗具挑戰性的工作。通過設立國際基礎設施投資公司和經濟特區,能夠在機制上、制度上深化亞投行與各國政府和企業的合作,形成激勵相容的利益共同體,降低政治風險。在亞投行旗下設立亞洲金融公司,則是通過與銀行自身一定程度上分離的金融實體,建立更加靈活、多元化的投融資模式,提升亞投行市場化運作和實施PPP的能力,從而獲得更高的投資收益。

不容否認,業務創新本身都是有一定風險的。本文認為,在實施上述業務的時候,重視學習本國以及國際經驗,是一個重要原則。上文所提出的各項建議,都是在借鑒國內及國際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在歷史經驗基礎上形成的創新,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防範風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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