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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球化應對貿易保護主義挑戰

香港城市大學甄潔明博士

毫無疑問,2017年的全球化之路註定是坎坷不平的。有許多前所未有的大事懸而未決。眾所周知,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的保護主義議題是巨大的障礙,對全球化帶來挑戰。另一方面,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以邊界開放與強化經濟合作為基礎,提供了一個大相逕庭的願景。時間將會證明,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力量,究竟哪一方會更具影響力。我們是在見證一個時代的結束?還是說,我們將見證全球化浴火重生?

特朗普政權

在平穩的克林頓─布殊─奧巴馬時代,全球化進程也曾遭遇過一些大挫折,程度上卻難以跟目前的情況相比。自2017年1月以後,美國的國際政策作出了重大變化,大幅度轉向貿易保護主義。以特朗普為首的行政當局,一如既往地批評前任總統的貿易政策和移民政策,未能以促進美國的權益為依歸,也忽視了美國工人的福祉。因此,特朗普當局新出臺的政策,對全球化的貿易和移民兩個方面都作出了重大限制。

貿易限制

特朗普兌現了他的其中一個競選承諾,就是他就任總統後不久便簽署了退出《泛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的總統備忘錄。他還有意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進行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自1994年以來對北美經濟整合具有關鍵意義的貿易協定,在此協議下,墨西哥對美一半以上的出口商品以及美國對墨西哥三分之一的出口商品獲豁免關稅,該協定還建立起加美墨走廊,通過電信、鐵路、管道基礎設施,大大加強了三個成員國之間的聯繫。不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第2205條規定列明,成員國可於發出6個月通知後,退出這個協定。

特朗普反對《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協議對美國的就業產生影響。貿易自由化使美國的大企業得以將生產外判,這隨之引發爭議,認為這樣會導致美國的就業機會流失,並降低了美國工人工資。然而,這種看法至少忽略了經濟發展過程的三個重要的特徵事實。

首先,自由貿易總體上能夠增加低收入家庭的福利,因為自由貿易降低了生活必需品如服裝和包裝食品等產品的成本,還拓闊了美國消費者的消費品選擇範圍。第二,美國的比較優勢在於知識密集型服務,這些行業需要的是具高技能的人力資源,有別於製造業所需的低技能勞動人口。與發展中國家展開在第二產業的競爭,並非是維護美國長期經濟增長的一項適當戰略,廣受認同的理論認為,創新和技術改良才是長期可持續增長的動力。

產品生命週期理論

第三,產品生命週期理論表明,任何產品都會經歷由三個階段構成的生命週期。第一個是「新產品」階段,在這個階段,產品由先進國家(例如美國)動用大量資本和高技能勞動力研發出來,並以較高的價格推出市場,發明產品的國家佔有絕大多數的出口量。第二是「成熟產品」階段,來自其他先進國家的消費需求,帶動了需求增長,於是發明國便在這些國家建立生產設施,發明國銷售到這些先進國家的出口量因而逐步減少。最後一個階段是「標準化產品」階段,此階段的產品生產更加標準化,導致價格降低,發明國會利用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和南亞國家)的低生產成本,將生產外判予這些國家。在這個階段,發明國成為進口國。

按照上述理論,將生產程序外判予發展中國家,是產品生命週期中一個自然過程。為了維持出口總量,發明國應該將關注點放在新產品的持續研發上,而不是對成熟產品的生產加以限制,因為這恰恰與其國家的最佳經濟利益是相抵觸的。總括而言,期望在退出國際自由貿易協定後,便能夠將工廠的工作崗位帶回美國,無疑是水中撈月。相反,這會導致直接投資重新佈局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同時還有可能遭到受影響國家的經濟報復。

貨幣操縱指控

特朗普政府還威脅說,要對那些被認定為「破壞全球貿易規則」的國家採取強硬措施。他們特別指出有意把那些據說是「從事不公平競爭」的出口大國帶上法庭,這其中包括了中國。特朗普指控中國操縱本國貨幣以獲得貿易優勢,如果這個指控得以證實,其他國家就有理由對中國的出口施加貿易限制。然而,2017年2月28日,特朗普針對中國提出的貨幣操縱指控,卻被美國自己的財政部所否認。事實上,從最近20年中國的名義匯率圖表看來,2014年之前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持續保持升值趨勢,並沒有證據顯示中國主動進行了單邊干預,以拉低貨幣價值。

實際上,特朗普限制貿易、限制移民的激進想法並非毫無隱患。如果美國挑起貿易戰,受影響的國家很可能會採取報復措施,中國在過去就採取了類似的報復行動。2009年,美國對中國的輪胎出口徵收懲罰性關稅,中國隨即作出反應,對美國的食品出口採取了反傾銷措施。同時,針對中國的任何貿易指控都必須取得世界貿易組織(WTO)所作出的正式爭議裁決,這是一個基於WTO過往判例的流程。

移民限制

特朗普在其上任的首90天,已經簽署了多項總統行政命令,禁止來自七個(後來變成六個)穆斯林國家的公民入境90天,這些國家分別是伊拉克、伊朗、利比亞、索馬里、蘇丹、敘利亞和也門(美國後來將伊拉克從名單中剔除)。儘管特朗普未來的貿易和移民政策尚未明朗,但一般意見認為,美國會更傾向於貿易保護主義,並將導致經濟勢力重新洗牌。國際貿易受挫的國家有可能會尋找新的經濟夥伴,設法保住自己的貿易地位。「一帶一路」計劃恰好為建立新的經濟關係提供了機會。

英國脫歐

2016年6月英國脫歐公投的結果震驚世界,將英國推上了脫離歐盟的不歸路。歐盟目前共有28個成員國,其中19個國家加入了歐元體系。脫離歐盟將使英國喪失參與歐盟單一市場的四大自由:貨物的自由流動、服務的自由流動、人員包括工人的自由流動,以及資本的自由流動。這些巨大轉變將會隨著英國與歐洲理事會達成退出協定,或者在其向歐洲理事會發出退歐盟意向通知後兩年生效。

在英國與其他歐盟成員國之間締結新的貿易和經濟協議之前,由於喪失了在歐盟單一市場的准入權利,英國對歐洲單一市場的貨物和服務的淨出口額,特別是對英國至關重要的金融服務行業,將會顯著下降。2014年,英國在金融和保險行業的貿易順差累計達到200億英鎊,這主要歸功於英國擁有歐盟的准入權利, 讓英國銀行和投資公司能夠通過設立分支機構,或是無需額外審批而直接提供跨境服務, 為歐洲經濟區的客戶提供服務。不僅如此,英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歐元交易中心(2016 年英國佔全球歐元交易的45%)的地位也會遭受歐洲中央銀行的挑戰。歐洲中央銀行的「當地政策」要求以歐元計價的貿易,必須通過位於歐元區的中央對手結算所(Central Counterparty Clearing Houses)進行清算。普華永道一份研究報告估計,英國脫歐將導致英國金融服務行業損失七至十萬個工作崗位。未來英國與歐盟之間新的貿易協定仍然懸而未決,這也是對當前全球化進程的一種反制。

一帶一路

面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風潮,以宣導經濟合作為前題的「一帶一路」計劃可說是反其道而行。2013年,由習近平主席首次提出的「一帶一路」或許是有史以來最大的跨區域基礎設施開發計劃。該計劃的目標是沿著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將非洲、中亞、東歐、中東、俄羅斯、南非以及東南亞諸多國家聯繫起來,這些國家覆蓋的總人口大約是44億,而美國的人口是三億、整個歐盟是五億,全球是74億人口(2016 年的資料)。這個計劃涉獵的範疇甚廣,大量基礎建設工程不單涵蓋通訊、道路、電力和鐵路等網路,還包括港口設施、空港設施、IT 基礎設施、零售與配送網路等。「一帶一路」被廣泛接受和認可,成為對特朗普貿易保護主義的一種對抗力量。「一帶一路」將歐亞大陸希望脫貧的國家連接起來,吸引基礎設施開發的投資財團,與中國形成更加緊密的經濟聯繫。

2017年全球化進程面臨許多重大挑戰,但國與國之間仍熱切尋求更多合作關係的開展。歸根究柢,各國都需要聯合起來實現多贏局面,不僅是為了促進相互的經濟增長,而且有助於提倡有序管治及環境保護。對於歐亞和非洲大陸,「一帶一路」是一個出路。

原文刊載於城大商學院《CITY BUSINESS Magazine (2017春季)》,請按此閱覽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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